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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铿接受《时代周报》就“地方债”等问题进行釆访
    日期:2021-01-14  来源:经济与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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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21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并强调政策操作上不急转弯,这为明年实施财政货币政策定下了基调。如何理解“不急转弯”的提法?这意味着明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有哪些调整?怎么样才能体现出“不急转弯”的总基调?

     

    贺铿: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认为,正确理解和把握明年的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与货币政策既是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核心,也是2021年经济工作的总纲。

     

    2021年,我们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因素或者说变数。宏观政策必须保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否则,会有风险,甚至出现危机。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恢复,2021年仍然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且强调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我认为,应该把握以下两点:

     

    一是随着经济逐渐恢复,财政货币政策要逐渐恢复正常,这是总趋势。但是,不可以“急转弯”。既要有风险预判能力,又要促进经济平稳恢复,这是思维底线。

     

    二是“不急转弯”,并非是不转弯。问题是怎么转?关键是把握转弯的“时度效”。时,即转弯的时间结点和窗口期,要精准把握;度,即转弯的程度或力度,不能大也不能小;效,即政策效果。时间节点、窗口期和力度是保障转弯政策效果的前提,政策效果是显示转弯时间、转弯力度之精准度的指标。故“时度效”三者相辅相成。就象中医治病,需要掌握望、闻、切技术。

     

    记者:疫情之下,很多国家推出巨额的财政、货币刺激。比如美国政府针对疫情推出的财政刺激已经累计达到3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经济的14%。2020年中国首次将赤字率设定在“3.6%以上”。您建议今年确定在3.5%左右比较好,为什么?

     

    贺铿:考虑到当前经济的实际情况,一是国内经济恢复困难多,基础不稳固;二是国际环境复杂、严峻;三是积累的金融风险较多;四是新冠肺疫尚末结束,变数比较大。因此,2021年的财政政策不能转急弯。财政赤字视情况可以比上一年小一点,但是不宜小太多。所以我建议赤字率3.5%左右可能比较合适。

     

    记者:最近财政部官员近期密集发声,要求地方政府警惕债务风险。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这是否意味着,2021年地方财政压力将会进一步增大?在中央财政债务压力相对较小,而地方债务压力较大的背景下,财政政策会如何转向?

     

    贺铿:化解存量风险,防范增量风险,对地方财政压力肯定会加大。中央财政会坚持尽可能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但是,我不主张中央为地方债务担责,更不应该为地方债务兜底。谁同意贷款、发债,谁负责,谁借债谁还钱。责任必须明确。否则,后患无穷。

     

    记者:2020年河南永煤等国企信用债违约事件,引发社会对债务风险的广泛担忧。2021年,企业债违约风波是否有可能传导至地方债务上?

     

    贺铿:我认为政企必须严格分开。企业债与地方政府债不应该相互传导。企业债务与政府债务不能混和。尽管是国有企业,经济上的责、权、利要厘清。应该在政企分开的前提下,化解和防范企业债务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记者:2020年新增地方债额度为4.73万亿元,其中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此前您曾表示:今年专项债务可能还要发,而且要保持一定的规模。如果没有太特别的事情,特别国债不一定发。您预计2021新增地方债额度安排会是多少?新增专项债规模占比会到多少?

     

    贺铿:新地方债额度最终怎么安排,安排多少,要由地方政府、财政部和全国人大讨论决定。我个人认为根据情况,规模可以不小于2020年。因为宏观经济杠杆率已经很高,建议占比不宜扩大,最好能适当缩小。

     

    记者: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这一老问题,正变得迫切需要解决。您认为解决地方隐性债务的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要显性化。您如何评价过去几年地方债务“开前门、堵后门”的成果?将专项债用于偿还隐性债的可能性是否在加大?

     

    贺铿:我认为现实情况可能是“前门开了,后门并没有堵住”。借新债还旧债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是,我不主张明确为了还旧债而发新债。因为这样会淡化政府责任感,有损政府信用。

     

    记者:化解隐性债务的前提是摸清底数。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5.5595万亿元。而据业界人士的经验观察,“隐性债务基本上是显性债务的两倍”。您如何评价这一隐性债务规模?

     

    贺铿:近两年我对地方债没有深入了解和研究。业内人士认为“隐性债务基本上是显性债务的两倍”?那就是说,现在隐性债务是51万亿。我认为完全有可能。两年多以前,我有过一个被媒体炒作过的发言。我比较认同当时有一个国际机构估计中国地方债规模在40万亿左右。经过两年增加到51万亿,我并不感到意外。

     

    记者: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归根结底还是要还债,借新还旧或展期,只是以时间换空间。中国地方政府化债的方式有哪些?对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化解,未来应该如何多策并举?

     

    贺铿:我提不出什么好办法。有几点建议:一是隐性债显性化。明确责任,谁同意的,谁借的,钱用到哪里去了,要查清楚并建立档案。二是落实“开前门,堵后门”措施。开前门要量力而行,明确责任人;堵后门要堵严、堵死。三是制订还债计划。化解存量风险防范增量风险,要有措施,有路线图,并严格执行。四是借债建了办公楼或者搞了面子工程的,应该变卖或者抵押还债。

     

    记者:国际案例显示,凡是债务风险处置比较成功的国家,都强调追责。化解债务风险,最重要的就是责任落实。如何在化债中,强调地方政府的责任问题?

     

    贺铿:这个问题我在回答前几个问题时已经说过了,不再重复。

     

    记者:地方如何在经济发展和举债之间获取平衡?关键是什么?

     

    贺铿:我不主张政府大量发债发展经济。发展经济的事要依靠市场主体,政府的任务是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掌握经济政策的时度效。地方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适度举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可以的。关键是要认真进行可行性研究,考虑投资回报率和回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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