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铿：分析当前经济下行的环境以及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日期：2016-06-08 来源：
贺铿：分析当前经济下行的环境以及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我刚才看到是要我讲一讲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大家讲的很多，跟这个会议可能关系也不太密切，一带一路是我们当前实施的，我认为是一个最切实际，最有利的一个战略。因为它涉及到48个国家，44亿人口，而且这些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与我们的关系都比较密切。既可以在我们的去产能具体措施当中发挥一些作用，促进我们的经济健康发展，同时对于国内经济发展也有积极的作用。我曾经在一个民营企业的会议上讲过，一带一路应该说提供了很多发展机遇，应该以什么为主，应该抓住什么，这些都讲过。
今天半个小时也讲不了太多东西，我想简单就刚才辜胜阻主任的发言最后一个问题的基础上，谈一谈当前经济下行怎么分析，谈一谈结构性改革应该说什么内容，谈这么两个问题。
当前我们国家经济处在下行通道，今年仍然压力很大，明年后年是不是压力就不大了？我觉得恐怕也不容乐观。权威人士九号文章指的很清楚，我们一季度的数据，4月份的数据也出来了，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去沾沾自喜，因为我们的压力并没有减轻，我们的经济V型反弹是不可能，U型反弹也不大可能，究竟L型的长度到哪，是两年，还是三年，还是五年，这要看我们的政策措施和国际经济形势。
我认为三年恐怕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对于新常态的认识确实要加强，中低速的发展可能还有几年，着急是不行的。问题是我们要深入的分析为什么经济会进入下行的通道，为什么是L型的，这个从道理上，理论上深入的分析。
非常遗憾，我觉得我们的理论界对这个问题始终没有深入的分析。我们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刚才辜胜阻主任说了维持平均9.8%的增长速度，为什么2010年下半年就开始下行了？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是所谓中等收入陷井，我不赞成。什么叫中等收入陷井？我们现在是不是中等收入？是中等收入，到了中等收入为什么经济就要下行？就有一个陷井？许多国家都没有，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没有道理。日本就没有中等收入陷井，日本后来的经济那是另外的原因，后面我还会说到。我们的经济之所以下行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长期强化实行需求侧管理。需求侧管理是凯恩斯主义的根本手段，所谓三驾马车，居民的消费我们没有管理好，居民的消费是决定居民收入水平的。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居民收入水平平均增长速度仅仅7%，也就是说我们居民收入增长率比经济增长率低3个百分点，居民的消费增长就受到了很大的约束，三年两年可以，你是多年如此。
第二驾马车是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是出口减进口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的出口应该比进口大，增长的快，那么才有拉动力。我们的外贸需求管理上又是错误的，外向型经济必须维持汇率稳定。朱镕基总理始终一个观点，我们的汇率人民币必须盯住美元，因为世界贸易当中用美元进行结算占到70%，那么要搞好贸易，维持贸易的公平性，我们的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对立，这是有道理的。可是我们的央行一度采取人民币升值，这我在人大的时候跟他们争论了多次，升值的结果当然是打击我们的出口，因为提高了出口成本，我们的出口遇到困难其中与世界金融危机当然有一定关系，因为他们的需求减少，经济下行。那么我们的人民币升值提高了出口的成本，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两个管理没有管理好。
第三是投资，真正能管理的也就是投资，我们是一味的加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把它当做支柱产业，汽车当做支柱产业，刺激钢铁、水泥畸形发展，我在人大第十一届的时候不止一次发言批评这个情况。在这样长期的强化需求管理，而又没有管得恰当情况之下，我们的经济结构首先是GDP分配结构发生了严重的扭曲。我们的积极财政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实行的，当时我们的GDP分配比率应该与世界情况基本接近是合理的。GDP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部分，一部分是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企业消费，政府消费，我研究了这一段时期的变化，我们的企业消费所占比重和世界各国情况大致差不多，10-13%。我们的政府消费也没有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多少，15%左右。我们降的最多就是居民消费，这三方面的比例加起来，世界181个国家和地区平均是65%。我们在1998年是62.9%，与世界平均水平是接近的。由于从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财政凯恩斯主义政策，在投资上过大的扩张，我们的比率就发生了变化，到2010年经济下行开始那一年，我们的最终消费率降到了45.5%，降了17.4个百分点，平均一年降1.3个百分点。45.5%这个是什么概念呢？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19个百分点，我们一度在喊内需不足，这内需怎么足啊，最终消费已经降到这样的比例，我们怎么不正视它啊，我们的理论家为什么不呼唤这个问题呢。
所以一旦经济下行，还是强调要加大投资，如果沿着加大投资这么一个路走下去，我们的宏观经济能正常发展吗而这种加大投资，主要是房地产，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城市建设，这种投资的回报期是很长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应该说它的回报率究竟有多长，基本上是很难回收的。现在都是亏的，虽然这些东西很好，你完全回报不回来，这个经济能这样抓吗？这符合经济规律吗？所以说投资加大的时间太长了，我们的GDP分配扭曲的太厉害，所以经济不可能持续发展，它只有下行的可能性。
2010年下半年开始下行我们就稳增长，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真正稳住，原因就是我们稳的办法就是加大投资，而没有实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一下行我们就拼命的去抓投资，我们要让经济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依我看必须是降低投资，让我们的GDP分配比例慢慢回到65%左右，这才是健康的经济。那么45.5%回到65%，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它降下来一年1.3个百分点是降了13年，那么我们回去可以不要13年，但是三年五年恐怕是需要的，所以说无疑是L型，V型反弹不可能。权威人士这篇文章我反复看过思想是正确的，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这就是我们的经济为什么下滑，为什么它的发展趋势还是L型，不能太着急，应该怎么来解决，那就是中央改革小组所提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去年11月份提出来的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或者供给侧的管理究竟抓什么呢？这个问题在我们理论界，我觉得没有人把它阐释清楚。
而且有一段时间理论界基本上没有多大声音，现在声音也是喊的多，具体的措施，具体的分析不多。原因我想了想，因为我们现在中青年这批经济学家是凯恩斯主义忠实的信任者执行者，对于供给学派的思想没有很好的学习和理解。供给侧改革它的方向是要进一步市场化，而不是有的人担心的供给侧改革是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的轨道上去，这是完全错误的。供给车改革就是要加强市场化这么一个方向，政府这只手绝对要少用，要让市场在要素分配上起决定作用，要相信市场。
刚才辜胜阻主任提到了里根经济学，跟里根同时代的还是撒切尔经济学，他们共同坚持市场化改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是他们当时的国有经济占25-30%坚决的民营化，市场化，而只保留很少一部分做国有经济。所以供给侧改革要改革政府，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具体干预，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为企业家们服务，创造一个良好的平等的竞争环境，让我们的所有企业家有一个按照法律自由竞争的这么一个环境，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尽情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办好自己的企业。而不是政府今天管这个，明天管那个，就是结构性改革，你也不能政府今天减这个增那个，应该更多是让市场去调节这个结构。
改革三十多年来，事实证明政府管的越多越具体，我们的经济就越出问题。我们的结构为什么不合理？就是因为我们的政府管的太多。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因此我们的结构性改革就像揉面一样，技术不高的人揉面一样，揉来揉去揉不好，不是水多了，就是面多了，因此我们应该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供给侧改革核心问题是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科学组合。这里面有合理流动，有科学组合两个含义。生产要素是什么呢？生产要素从现在观点来讲是六个方面：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技术、信息。这六个方面是我们发展生产基本的条件。那么怎么引导这六个方面合理流动呢，怎么叫合理流动呢？就是说哪些地方要发展，哪些部门要发展，你要有宏观的政策引到他们去哪儿发展。西部要发展，我们不是凭一个西部大开发就完事了，也不是给点财政倾斜就完事了，而是要资本、企业家、技术、人才流向那个地方去，使那儿的发展得到进步。
那么哪些部门要减，哪些部门要加，那也是需要政策，钢铁部门多了，由市场来说慢慢就会让他没有发展空间了。需要发展的高科技行业，也不需要政府具体去进行财政补助，而是要减税，使得他愿意到那个地方去发展。这六种要素怎么去配合也是需要政策去引导。因此供给侧改革重要的改革内容是财税体制、收入分配体制和价格，这都涉及到我们的发改委的重要问题。我们的税制应该是差别税率，为什么要差别税率呢？大家想一下，我们深圳怎么发展起来的。深圳最重要的政策就是税收比其他地方低，企业的所得税别人是33%，他是15%，所以31个省市政府企业家都到深圳当时去投资办事业，资金都去了，国外的花桥，国外的商人也都去了，因为你不仅有政治上的宽松，更重要的是你的税率低。从工资来讲，它的工资高，当时深圳的工资比我们大家高很多，现在还是高，那么人才都去了。
基本去了，人才去了，企业家去了，深圳还不能发展吗？当然发展了。你今天要发展西部、中部，你得要有政策引导他们到中部西部来发展。现在我们的企业所得税是全国统一化了，全国人大修改这方面法律的时候，让特区跟非特区税率都一样了，但是你的工资制度没有跟上去，我们的工资制度完全是反方向的，西部的工资平均而言比东部的公司低很多。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两个同学分到乌鲁木齐，我们其他27个人非常羡慕，为什么羡慕啊？在北京大学生转正是56块钱一个月，在武汉大学生转正是52.5块钱一个月，在乌鲁木齐是78块钱一个月，差20多块钱，那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字。虽然那儿工作条件差一点，收入高了，挣得多，我在那儿心理还是平衡的。今天我在新疆的朋友，千方百计想到东部来，只要有炉子就他就来了，为什么？东部工资高。没有人才你要想西部发展起来那是不可能。所以我们的改革要把重点放在财税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上。
只有把这个理顺了，我们全国31个省市才能够协调发展，发挥资源优势，这是财税。那么要合理组合呢，价格政策也必须由市场来决定。什么东西稀缺什么东西的价钱就要高一点，没有价格的引导，要想生产当中各种要素科学去组合那也不可能。企业家是趋利的，我常说我们的企业家他不是慈善家，他是要赚钱的，他赚钱也不完全是为了自己，要向国家多纳税，要养活企业的职工，这个社会贡献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必须要靠企业家发展自己的企业，我们的社会才能够和谐，才能够发展，这是供给侧改革的方向重点。
那么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呢？目标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简单来说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要素的投入增长低于产出的增长，产出增长如果是10%，我要素投入增长5%，那么全要素增长率就是5%，这5%是哪来的呢？你要素增长少慢，产出增长多快，为什么会呢，这就是创新，只有创新才有可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那么创新不简单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提高我们生产过程的技术水平，提高生产率，这个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方面还要制度创新，我们的组织制度，包括管理制度它也是生产率，也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所以两方面都要加强，制度要创新，科学技术要创新。那么我们的科学技术和制度创新是不够的，喊的多，实质的东西少，你必须要有税收制度，各种市场化的制度，让企业家感到我不创新我就无法获利，我只有创新才能获利，我不创新就要亏本，要有这样一种市场配套的条件和经济政策促进我们的企业家创新。创新是要花钱的，你如果说没有制度去引导，我为什么要花那个钱呢？我简单的生产能赚钱，为什么非要技术创新呢？我现在这样一种管理体制就可以了，我为什么还要花精力去改革我的管理体制呢？从国家层面来说，更大的管理体制恐怕是所有制。我是毫不含糊，国有制是必须改革的，要式行市场化改革，民营化改革，全世界的经验证明，国有体制效益不高是肯定的，这不是中国特有的，因此要对国有企业，农村的土地制度等等要进行改革。要让我们的创新真正能实现。
日本从1945年战败，1955-1968恩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第二大经济体跟我们不一样，不仅仅是GDP超过德国，仅次于美国成为第二，它的技术，它的产品质量都是一流的。他引进的也是先进国家的技术，像我们改革开放一样，引进以后就成了日本的东西，日本的车，日本的照相机，日本的电视机等等。我们引进了德国的汽车技术，日本的汽车技术，也由美国的汽车技术，可是引进来这么多年，生产出来的还是日本车、美国车、德国车，没有成为自己的东西，这是我们的企业家们，我们的国家管理层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它不仅仅是GDP总量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了美国，人均收入水平超过了美国，我们的人均GDP排在181个国家的第81位，我们的人均收入排在96位，我们的富裕指数联合国公布的排在106位，我们搞了国有企业大的方向，在温家宝总理这十年国进民退，我们现在油世界所谓五百强，应该说是五百最大的企业，那么我们现在有106个。2013年又公布另外一个数字，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品牌100个，中国当时有两个，今年好像没有了。两个是哪一个呢？是华为和联想，排在很后面，华为大概排在九十几位，联想排在最后一位。我们搞了106个五百强，实际上实力经济水平不强，排不进一百位这就值得我们思考了。
因此我们应该很好的总结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经验、教训，继续争取更快的发展速度，达到真正健康的发展，我相信我们只要坚持供给侧改革，我们还会有十年甚至二十年的高速发展期，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