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泾源：市场经济体制与基本经济制度
日期：2020-02-26 来源：
大家下午好！今年中国改革论坛的主题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探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市场化改革问题，这是个非常宏大的命题。一位重要专家因故不能出席，我临时替补做个即席发言，讲一讲在此变局下市场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设相关问题。抱歉的是没做课件也没准备书面材料，有错误之处还望大家指正。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基本经济制度范畴，与“两个为主体”相提并论、等量齐观，我个人认为这是执政党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对经济市场化发展建制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乃至新的历史觉醒。由此也表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与时俱进，不断予以完善和升华。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有很多制度形态，迄今为止，最有效率的制度形态是市场经济制度。历史上我们也曾是世界经济和科技大国，甚至在一千年、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都是如此，但后来在市场建制中落伍败北、落后挨打。近现代社会，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优势地位甚至主导地位的，无一例外的都是市场经济体。从历史和理论层面来看也是有依据的。中国古代史学之父司马迁有一句名言，既非常简单、也至为深刻：“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这样说并非是“祖宗阔过”的阿Q精神。因为相对于传统种植业和养殖业，工商业具有财富积累及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由此也意味着那些率先适应社会分工、产业进化和工商业发展及其市场建制要求的国家或民族，有可能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格局中取得先发优势。经济成败和国运兴衰的历史线索乃至逻辑规律，本来就存在于社会分工、产业进化、比较效率和制度建构的原始根基之中。
当代经济学理论中的所谓“配第——克拉克定理”是其现代表达。1940年，英国籍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科林·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以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政治算术》中的研究为基础，从对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三次产业的劳动投入产出资料的整理中，总结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然后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的演进趋势。其根本原因是收入弹性差异和投资报酬、包括技术进步差异。“配第——克拉克定理”不仅可以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中得到验证，而且还可以从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不同国家在同一时点上的横断面中得到类似的印证。即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农业劳动力所占份额相对越大，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所占份额相对越小；反之，人均国民收入越高的国家，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就业劳动力中的份额相对越小，而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所占份额相对越大。此外，当代经济发展更是显现出高收入国家几无例外地都是三、二、一次产业结构序列。
执政党通过自身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建制实践，通过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巨大成就，终于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应当是权宜之计，而必须是基本经济制度。
当然，人们也许会说，“两个为主体”是1982年宪法的内容，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早在1993年宪法中就已经写明确了的。但是，在1993年宪法里面，相关内容是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下表达的，当然今天也没有修订。这种表达，会使人们认为，因为经济不发达、还在初级阶段，我国才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似乎有朝一日我们到了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或者成为高收入国家，就可以不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呢？这种疑虑始终是存在的。否则的话，去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多奇谈怪论出现。现在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到“基本经济制度”层面，有助于缓解人们在方面的某种疑虑。
从改革的角度和开放的态度看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市场经济？这是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和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看明白，我们完全有可能走弯路，甚至走错路。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市场经济。这句近乎于废话的表达并非没有争议。因为市场经济的第一次建制形态是资本主义制度，曾以其“原始”或“野蛮”发展形式，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表现得淋漓尽致。早期社会主义者采取了将“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的极端方式，既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又试图根除市场经济及其所有发展条件和价值意义，力图以“乌托邦”或“计划经济”等形式，构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但经济发展规律与制度变迁逻辑几乎将所有“乌托邦”式的创制努力重新推向疾风暴雨般的市场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第二次建制形态即中国特色的市场创制形态，或者说是市场经济的2.0版本。但既然是市场经济，就同样面临着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公平的内在矛盾。其制度先进性与价值正当性，在于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效率和尽可能合理地分享社会财富，即以市场新制促进效率与公平的均衡统一。
既然有不同的版本，那么，市场经济本身就应当是中性的，或者说需要中性的发展条件。用我的话解答就是三个中性：第一是产权中性，西方世界兴起中反复强调的是要界定产权，这样经济社会才有发展的动力和活力。第二是竞争中性，这是西方政要提出来的，不是我们的发明，当然翻译成中性还是中立，这可以讨论。第三是政府的规制中性。这三个中性共同构成了“市场中性”。
一些专家、前辈忧天下之忧，想从传统理论的语境中推陈出新，提出“所有制中性”，但这只是近似的解释，“市场中性”有其更深层的涵义。为什么呢？因为随着科技进步和产权深化，市场信息采集由个体局域不对称集中向全域全息泛在归集与披露转变；价格形成机制由“纳什均衡”向同业参与、充分竞争转变；资源配置方式由投资者有限理性决策、企业科层指令运行向在线比较选择、线上线下互融优化转变；商务组织由基于生产成本与交易费用权衡机制的资源要素企业一体化配置或区域专业化分工向基于物联网体系的全社会乃至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整合链接转变。信息日渐对称和交易趋于无摩擦状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书，该书作者杰里米·里夫金认为，信息技术进步和物联网的发展，形成所谓“零边际成本社会”，以致“所有权淡化”乃至无足轻重，产生“使用权革命”和“协同共享”的新经济时代。在某种意义上，近乎满足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建模的所有制度前提，经济领域的共享治理和模式创制似乎具有无穷解。
改革开放正是照着这个方向不断推进和深化的。中国没有否定甚至动过所有制，但农村集体经济通过“三权分置”，实现了市场建制，城市国有企业通过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乃至产权多元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实现了计划经济市场化转轨的凤凰涅槃过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平等保护各类产权的意见，解决的是产权中性问题；优化营商环境和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促进竞争中性。规制中性就更好理解，对外国企业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以及年复一年不断更新、不断简约的负面清单制度，就是为中外企业建立规制中性的营商环境。
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三个中性”进而“市场中性”的改革方向和路径是一以贯之的。但市场建制也由前半场开始进入后半场，因为市场经济还有其他层面的涵义。
市场经济又是有缺陷的分化型经济。以权利、竞争、规制公平为基础，最大限度地发挥要素比较优势、创造出其他经济形态所不能比拟的经济效率，是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体制趋同或“同构”的依据所在。但市场经济的效率性优势，并不能改变其自身既天然地需要平等条件、又必然造成不平等结果的分化经济性质。人们因先天或后天的要素禀赋差异、资源赋能条件、制度文化因素以及自身努力程度等，必然出现发展速度、程度和社会财富占有的阶层、阶级的分化。市场建制愈快、经济增速愈高的国家或经济体，其阶层乃至阶级分化以及效率与公平的对立，有可能发生得更加迅速和集中一些。晓梧主任刚才讲的，我国在几十年时间内，从一个世界上的平均主义国家转眼间变成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乃至财富占有差距较大的国家，基尼系数曾经一度超过0.5。其中有主观因素，但也有经济规律的作用。
大家知道，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是市场经济发展必要条件。比如说电灯泡的发明，对于玻璃制造业和蜡烛生产者都是个偶然或意外的事件，但市场把奖励和惩罚强加在他们头上，玻璃制造商可能赚得盆满钵满，蜡烛制造商或关闭破产。信息互联网领域中的“几网坐大、一网独霸”则是它的现代版本。电子商务对传统商业门店、互联网金融对中小金融机构乃至国有银行的冲击，都是眼前发生的故事。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有区别于市场经济1.0版本、第一建制形态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地方，就是要努力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我们不仅要创造市场经济平等发展的条件，还要创造市场经济公平共享的结果，二者的边际均衡或者平衡互动才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
市场经济又是社会公共品依赖型经济。上午有专家讲过，国际竞争说到底是制度竞争。市场经济有别于自给自足的农耕自然经济，它的发生及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地界定与保护财产权利、建立和维护市场秩序、创建及稳定货币金融、容纳和激励创业创新、保障及拓展市场空间、调整与均衡供求关系、缓解或平衡利益矛盾、培育及养成人文精神以及安定和优化国际环境等。其中包括由政府提供的强力、有序的经济与社会治理服务以及适时适度的规则、公平和安全等广义的制度性公共品供给。一个市场经济体的成败，除其经济成长的要素禀赋外，还取决于其经济制度构造、社会利益结构、商业伦理精神、政治上层建筑以及国际竞争能力等一系列制度适当性条件。我国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西方世界几百年的路程，关键在于坚决破除计划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提供了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乃至最为重要的社会公共品。没有适时适度的社会公共品服务，市场经济是发展不好的。举一个例子，即使是自由主义的极端倡导者哈耶克，虽然一辈子主张要坚持个性自由，乃至区分什么是“社会个人主义”，什么是“真正的个人主义”，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秩序”的追求，到其晚年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全盘总结时，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人类合作的拓展性秩序”。我说搞这么复杂干什么？其实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概念或许既简单又通透，大家也好理解。因为“联合体”本身就是因公共品需要派生的“秩序”。但其信奉者往往忽略甚至丢弃了这一重要思想。
市场经济是需要民主基础的法治型经济。市场经济不只是一种经济制度，还包括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民主基础上的法治或法治基础上的民主社会是其可持续条件。没有与权利关系、竞合秩序、交易规则等相关的完备的法治体系，精巧复杂的市场技术及运行机制根本无从维系；没有民主制度，市场参与的平等权利、经济成果的合理分享和政府调节的“更好作用”便缺乏权利制衡与制度保障，“为民做主”的努力不足以摆脱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公平的二律背反和国家经济功能的“诺思悖论”，社会贫富分化、阶级对抗和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循环往复会如影随形并终将加剧、恶化。渐进式“自然”成长的市场经济体，或经历漫长曲折的制度演进最终建成民主制度及其基础上的法治体系；赶超型、转轨型市场经济体，或经过法制体系建设渐进式地走上民主化道路。如同农耕时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的建立和成型并不同步一样，市场经济与其政治上层建筑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时滞、脱节、失序以及由此引起的对立和冲突。最典型的现象是某些以现代民主制度相标榜的先行市场经济体，曾经有过血腥野蛮的国内欺压剥削、阶级对立以及国际上的以强凌弱乃至殖民掠夺的不堪历史包括其当代形态；一些以民主法治社会建设为诉求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或长或短的历史进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人治现象及其经济社会矛盾。
这里讲一讲道格拉斯·诺思的国家经济功能悖论。诺思一方面认为国家是经济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又认为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是经济衰退的原因，但他同时肯定，再坏的政府也比无政府状态好，结果始终走不出这个怪圈。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国家或政府作为经济主体，有其自身的利益，或追求租金最大化，或追求税收最大化，但二者不可以兼而有之。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是“全租金”体制，国家掌控全部资源要素，以国有企业的生产方式获得租金最大化，苏联的“非税理论”披露了其深层“秘密”。国家也可以实行市场体制追求税收最大化，但也不会轻易放弃租金追求或在二者之间的进行利益权衡，因而就有了由利益权数决定的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政府管制与市场导向的博弈以及偏好。而当今时代的租金与税收二者重合的领域比如说房地产业，政府既可以从土地出让金中获得租金，同时也可以从房地产业发展中获得高额税收，不到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绝不会轻易放松对它的支持。去产能、去杠杆往往举棋不定或“于心不忍”。其他容易收租的地方更不会简单改制，如征用地制度改革难脱旧制，至今依然是“为民作主”而不是“市场决定”的改革模式。
另外，市场经济也是全球性、开放型经济。在经济社会转型早期，我们的前辈们为市场经济所付出的努力、辛劳和汗水甚至血泪，绝不比当代中国人更少一些，结果国家和民族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亡境地，因为没有国家力量意义上的社会公共品服务或制度加持，在国际竞争面前无能为力、落后挨打。今天有了这个条件，一方面要善加用之，履行国家对市场秩序的保护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不能妄自尊大、固步自封，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商品和服务的全球化，我国抓住了商品全球化过程，成就了制造业大国地位，但在服务贸易领域还相对落后。第二阶段是资本和技术的全球化，我国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当然成本不菲，在技术方面目前主要是跟跑，部分领域开始并跑，领跑的领域相对较少但有希望。第三阶段是作为人才和制度的全球化。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非常及时地提出在规则、标准、规制乃至制度层面建立开放型体制，怎么做到这一点，需要在全方位对外开放中逐步摸索。
最后讲一讲与市场经济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直接相关的民营经济发展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从“必要补充”成长为“重要组成部分”并得到了长足发展。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些“民营经济退场”甚至“消灭私有制”的极左论调并直接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目前，民营经济的资本形成滞后于利润创造、民间投资不振甚至下降，或者说民营经济开始主动“退场”。在国有企业实行管资本为主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不排除部分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和体制性便利，轻而易举地并购、掌控竞争性领域中的民营资本，当然也包括民营企业因经营艰难或体制歧视而主动希望乃至接受“招安”。
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需要有国有经济，也需要有其他经济成份，最关键是以体制适应性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否则，“体制错配”必然会扼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动力和创造力。苏联实行全盘国有制致使活力枯竭、民心丧尽、亡党亡国，中国实行混合所有制繁荣发展的正反两个方面的深刻教训，我们要正确客观地汲取和认知，而不应当因体制性偏好做扭曲性解读。更要清醒地认识到，将经济成分或市场主体进行尊卑优劣、高低贵贱和主要次要的划分，肯定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甚至也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秩序，而是前市场经济形态或非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遗物。“全面深化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加快完成改革开放“前半场”的“三个中性”或“市场中性”的改革任务，尽快转向改革开放“下半场”的均衡效率与公平的重点改革任务，实现效率基础上的公平或公平基础上的效率。否则，有产者可能忧虑体制安全或痛感营商环境不公，不排除向外跑路，被发达经济体不断地“割韭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