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铿接受《时代周报》就“地方债”等问题进行釆访

日期：2021-01-14       来源：经济与时评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21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并强调政策操作上不急转弯，这为明年实施财政货币政策定下了基调。如何理解“不急转弯”的提法？这意味着明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有哪些调整？怎么样才能体现出“不急转弯”的总基调？

贺铿：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认为，正确理解和把握明年的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与货币政策既是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核心，也是2021年经济工作的总纲。

2021年，我们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因素或者说变数。宏观政策必须保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否则，会有风险，甚至出现危机。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恢复，2021年仍然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且强调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我认为，应该把握以下两点：

一是随着经济逐渐恢复，财政货币政策要逐渐恢复正常，这是总趋势。但是，不可以“急转弯”。既要有风险预判能力，又要促进经济平稳恢复，这是思维底线。

二是“不急转弯”，并非是不转弯。问题是怎么转？关键是把握转弯的“时度效”。时，即转弯的时间结点和窗口期，要精准把握；度，即转弯的程度或力度，不能大也不能小；效，即政策效果。时间节点、窗口期和力度是保障转弯政策效果的前提，政策效果是显示转弯时间、转弯力度之精准度的指标。故“时度效”三者相辅相成。就象中医治病，需要掌握望、闻、切技术。

记者：疫情之下，很多国家推出巨额的财政、货币刺激。比如美国政府针对疫情推出的财政刺激已经累计达到3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经济的14%。2020年中国首次将赤字率设定在“3.6%以上”。您建议今年确定在3.5%左右比较好，为什么？

贺铿：考虑到当前经济的实际情况，一是国内经济恢复困难多，基础不稳固；二是国际环境复杂、严峻；三是积累的金融风险较多；四是新冠肺疫尚末结束，变数比较大。因此，2021年的财政政策不能转急弯。财政赤字视情况可以比上一年小一点，但是不宜小太多。所以我建议赤字率3.5%左右可能比较合适。

记者：最近财政部官员近期密集发声，要求地方政府警惕债务风险。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这是否意味着，2021年地方财政压力将会进一步增大？在中央财政债务压力相对较小，而地方债务压力较大的背景下，财政政策会如何转向？

贺铿：化解存量风险，防范增量风险，对地方财政压力肯定会加大。中央财政会坚持尽可能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但是，我不主张中央为地方债务担责，更不应该为地方债务兜底。谁同意贷款、发债，谁负责，谁借债谁还钱。责任必须明确。否则，后患无穷。

记者：2020年河南永煤等国企信用债违约事件，引发社会对债务风险的广泛担忧。2021年，企业债违约风波是否有可能传导至地方债务上？

贺铿：我认为政企必须严格分开。企业债与地方政府债不应该相互传导。企业债务与政府债务不能混和。尽管是国有企业，经济上的责、权、利要厘清。应该在政企分开的前提下，化解和防范企业债务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记者：2020年新增地方债额度为4.73万亿元，其中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此前您曾表示：今年专项债务可能还要发，而且要保持一定的规模。如果没有太特别的事情，特别国债不一定发。您预计2021新增地方债额度安排会是多少？新增专项债规模占比会到多少？

贺铿：新地方债额度最终怎么安排，安排多少，要由地方政府、财政部和全国人大讨论决定。我个人认为根据情况，规模可以不小于2020年。因为宏观经济杠杆率已经很高，建议占比不宜扩大，最好能适当缩小。

记者：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这一老问题，正变得迫切需要解决。您认为解决地方隐性债务的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要显性化。您如何评价过去几年地方债务“开前门、堵后门”的成果？将专项债用于偿还隐性债的可能性是否在加大？

贺铿：我认为现实情况可能是“前门开了，后门并没有堵住”。借新债还旧债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是，我不主张明确为了还旧债而发新债。因为这样会淡化政府责任感，有损政府信用。

记者：化解隐性债务的前提是摸清底数。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5.5595万亿元。而据业界人士的经验观察，“隐性债务基本上是显性债务的两倍”。您如何评价这一隐性债务规模？

贺铿：近两年我对地方债没有深入了解和研究。业内人士认为“隐性债务基本上是显性债务的两倍”？那就是说，现在隐性债务是51万亿。我认为完全有可能。两年多以前，我有过一个被媒体炒作过的发言。我比较认同当时有一个国际机构估计中国地方债规模在40万亿左右。经过两年增加到51万亿，我并不感到意外。

记者：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归根结底还是要还债，借新还旧或展期，只是以时间换空间。中国地方政府化债的方式有哪些？对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化解，未来应该如何多策并举？

贺铿：我提不出什么好办法。有几点建议：一是隐性债显性化。明确责任，谁同意的，谁借的，钱用到哪里去了，要查清楚并建立档案。二是落实“开前门，堵后门”措施。开前门要量力而行，明确责任人；堵后门要堵严、堵死。三是制订还债计划。化解存量风险防范增量风险，要有措施，有路线图，并严格执行。四是借债建了办公楼或者搞了面子工程的，应该变卖或者抵押还债。

记者：国际案例显示，凡是债务风险处置比较成功的国家，都强调追责。化解债务风险，最重要的就是责任落实。如何在化债中，强调地方政府的责任问题？

贺铿：这个问题我在回答前几个问题时已经说过了，不再重复。

记者：地方如何在经济发展和举债之间获取平衡？关键是什么？

贺铿：我不主张政府大量发债发展经济。发展经济的事要依靠市场主体，政府的任务是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掌握经济政策的时度效。地方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适度举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可以的。关键是要认真进行可行性研究，考虑投资回报率和回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