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谈中国经济学：中国的后发优势还很大
日期：2015-08-19 来源：
1经济学研究中心会逐渐转移到中国来
记者：包括您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研究和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研究领域。您是怎么判断的？
林毅夫：这个看法我很高兴现在大家高度接受。我记得在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祝贺文章，标题是“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在那篇文章里面，我提出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20年来，我觉得这个现在越多人也认识到。
20年前我提出这个判断，主要是看到，从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创立现代经济学以来，这两百多年，首先是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英国也是世界经济学大师辈出的地方，而到了上世纪40年代、50年代以后，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大师绝大多数出在美国，美国也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那么为什么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以及大师辈出的地方，会有这种时空的吻合？而且是在转移？
我想最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的理论是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一套简单的逻辑体系。那么，在诸多简单的逻辑体系中，哪个是重要的？是在世界上最具有影响的？其答案不决定于逻辑体系本身。因为，理论的逻辑是越简单越好，理论的重要性是决定于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什么叫重要的经济现象？发生在世界经济中心的现象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美国国力在世界上处于最顶峰的时候，我们常常讲美国经济只要打个喷嚏，世界上其他经济体就要犯重感冒，在那种情况下解释美国经济为什么打喷嚏，就比研究其他国家为什么患重感冒还更重要。
在研究经济问题上，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一定要抽象，保留几个重要的社会经济变量，把不太重要的社会经济变量抽象掉。但是在成千上万的社会经济变量当中，要保留哪几个变量？经济学家只有对他生活的那个经济体，对它的文化和发展历程都把握得非常好，才能够从那众多可能的社会经济变量当中去保留几个重要的变量在他的理论模型中。这里，本土经济学家就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我们知道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是最大最强的经济体，这使得发生在英国的社会经济现象就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而解释英国的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就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学者都接受的最重要的理论。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也就从英国转到美国来，同样的，世界经济学大师产生的中心也就从英国转移到美国。
只要我们继续维持一定的快速的经济增长，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会变成全世界最大的、最有影响的经济体，所以我想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会逐渐转移到中国来。中国的经济学家，包括在中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把握中国经济的脉动，当然会比在其他地方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把握得更好，他们对中国经济现象的解释、提出来的理论，也就会是世界性的理论，他们当中就会有不少世界级的大师。大家现在对这个问题有共识，我个人感到非常高兴。
2经济学的理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记者：听您的解释，似乎经济增长本身和经济学没有关系，是经济已经增长了，经济学家再来解释它，然后经济学家的解释才变得重要。经济增长在先，经济解释在后。但包括凯恩斯和米塞斯在内的很多人都强调一个思想的力量，也就是有什么样的经济思潮，才有什么样的经济增长，经济学家的真正作用体现在他的判断领先于经济发展。不知道您怎么看？
林毅夫：理论一般都不是凭空来的，理论是帮我们认识世界，然后在认识的基础上改造世界。通常认识世界的人都是总结过去发展的经验，从过去发展的经验当中去了解背后的道理，了解背后的道理和因果关系以后，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从哪个地方着手，来改进这个现象。亚当·斯密是这样，就以凯恩斯主义为例也是这样，他是在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导致世界经济大萧条，经过多年发达国家按过去的新古典经济学，市场会自我调整的理论指导下走不出危机，他才在7年后的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凯恩斯主义。
经济学的理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任何一个学科的理论总是不断地被新的理论所替代。新理论的出现总是因为过去的理论不能解释当时存在的现象，有理论创新力的学者就根据当时现象的特征和背后的原因，提出新的解释，形成新的理论。理论思维是不断在发展的，也就是说，即使有理论可以解释所观察到的过去的现象，但是社会是在发展的，所以，理论不是永恒的，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
比如上世界80年代发展中国家开始从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制度向市场制度转型的时候，当时的普遍认识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所以计划经济国家要转型。当时的看法认为，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在二战以后赶不上发达国家，而且差距不断在扩大？就是有太多政府干预，政府失灵。所以按照当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认为，应该消除所有政府不当干预，政府应该退出。
这个理论说起来逻辑和事实好像很清楚。如果政府存在干预、扭曲，一定会造成资源的错误配置，效率会降低。有政府的干预和扭曲，就会创造租金，就会有寻租，就会有腐败、收入分配的问题。如果要消除资源错误配置，消除腐败，政府就不应该干预，就应该退出，让市场发挥作用。
当时普遍接受的看法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最糟糕的经济是什么？是中国推行的那种双轨制的经济，一方面还继续保留保护和补贴，还有很多干预扭曲，另一方面又放开了市场的准入，这样子的话，资源配置会比原来更糟，腐败和寻租的现象会比原来更严重。在80年代、90年代，这基本上是理论界的共识，认为最糟糕的是像中国那样的双轨制的经济。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按照新自由主义所提出的“华盛顿共识”推行转型的国家，普遍的、没有例外的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在上世纪80、90年代经济平均的增长率比较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还低，危机发生的频率比在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还高。而少数几个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的转型经济体，中国、越南、柬埔寨，还有更早的非洲的毛里求斯，都是推行双轨、渐进的转型。固然，推行渐进双轨转型的国家确实如新自由主义所预料的那样，出现了腐败、贪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按新自由主义所开药方转型的前苏联东欧国家也存在，并且更严重。
不仅在转型问题上是这样，在二战后按照主流的结构主义所提出的进口替代战略去发展现代化资本密集大工业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在初期的投资拉动快速增长以后，经济停滞、危机不断，而少数几个经济发展快，实现了缩小或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体，推行的则是出口导向政策，从传统的劳动密集产业着手发展经济。这就是说，执行主流理论认为正确的政策的国家没有成功的，而那少数几个发展比较好的，维持经济稳定并快速发展的，其做法实际上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
我在这里强调一下，不是说违背主流理论就一定成功，但是看到成功的国家它的主要政策，发展的路径，从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很需要我们反思。道理在什么地方？道理在于现在的理论绝大多数是在发达国家提出来的，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现象总结出来的。
我们知道，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适应性，一个理论即使在发达国家是适用的，拿到发展中国家来应用，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条件不一样，它就不能得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我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理论若真是要帮助我们认识为什么落后，而且是要根据这种认识来制定政策，来让我们国家能比发达国家更快速地发展，非常有必要我们自己根据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现象去总结提出新的理论来。
3认为中国现在没有后发优势，这个说法不成立
记者：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被认为主要是靠后发追赶优势，现在到了一个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速也开始下滑，这个后发追赶优势是不是没有以前那么强了？
林毅夫：认为中国现在没有后发优势？我觉得这个说法从经验事实来看是不成立的。我们现在人均GDP7600美元，美国5.4万，德国4.8万，日本3.8万，韩国2.6万，都好几倍于我们。它们的人均GDP水平那么高，就代表它们的劳动生产力水平高，我们的人均GDP跟过去比当然是高了很多，但是跟发达国家比还差距那么大，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整个产业水平还是中低端，得进入中高端，从中高端还可以进入到高端，后发优势还很大。我觉得我们产业升级空间还很大，技术创新的空间还很大，在不少产业上，而且在相当多的传统产业上，其实我们还是跟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大。
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每年在德国的汉诺威有一个世界工业制造业展览，这个制造业展览今年开了25个展馆，中国在那些展馆里面位置都非常小，而且中国的产品大家都没有兴趣去看。大家看了德国的产品，看了日本的产品，看了韩国的产品，看了瑞典的产品，看了美国的产品， 25个展馆当中属于高新技术只有3个展馆，22个都是传统产业的，它们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和质量都比我们高了很多。
所以我认为，我们其实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还非常大，而且那些差距经常还是在传统的很成熟的产业上。现在一般认为我们后发优势已经很少了，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创新，必须自己去发明，这样的领域并不是没有，但那些领域其实相对小。我国现在即使有不少产业是产能过剩，即使有不少产业随着工资水平提高已经失掉比较优势，但是我们还在那么多的产业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还那么大，所以产业升级的空间，投资的空间，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空间还是很多的，我们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是挺大的。
4经济学是选择、资源配置的科学
记者：听您的讲述，感觉经济学是一门指导政府和企业选择它的比较优势，指导它的投资产业方向的学问，有点像经营管理学。是这样吗？
林毅夫：经济学就是选择的科学，资源配置的科学。我们现在谈的是经济发展，从个人来看，其实经济学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应用到。我们到饭店去，那么多菜你要点什么？那要看预算。点了菜以后，你是每样都吃，都把它吃光，还是，多吃哪一样，少吃哪一样，要看胃能容纳多少，以及每一样菜的喜好程度？其实这背后的道理都跟经济学的道理一样。
记者：选择的主体是个人，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来做选择。经济学家能够告诉他应该点什么菜，或是投资什么企业吗？
林毅夫：经济学家很难，因为实际上经济学的假设就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他自己是选择的主体。但是，个体在做选择时，有一些限制是自己难于克服的。例如，产业要升级，需用的工人素质是不一样的，人力资本结构不一样，那么企业家呢，他自己不见得有能力或者有意愿去训练这些新的有这种合适人力资本的工人。
因为进入的行业如果是这个国家新的比较优势，自己训练了工人，企业赚很多钱，别人就马上跟进，新来的企业以稍微高一点的工资就会把工人抢走，新进来的企业不用付前期培训的成本。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比如说人力资本的改进，最好是由政府来做，而不是企业家自己去做。
这就是说，经济发展虽然是每个人的理性选择，但是在社会当中有很多属于需要协调或有外部性的问题，政府如不去克服这些协调和外部性的问题，结果很可能大家都只能在低水平上竞争，没有办法不断转型升级。
5发展中国家不能拿一个现成的理论来套用
记者：经济学有一个最主要的结论就是讲市场体制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协调体系。之所以需要市场，需要这种价格体系，就是因为政府官员没法去做这些协调，所以需要让市场中的人自发地去做这种协调。但您这里好像是说市场有协调不了的东西需要政府来协调，怎么看这个矛盾？
林毅夫：你这个观点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非常普遍，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因为当时经济学界看到原来的政府很多干预是失败的，就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政府不应该发挥协调的作用，一切经济活动都由市场来决定。
我2008年到世界银行去工作有一个观察，世界银行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刚成立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部门是基础设施部，在世界银行本是最强的部门。80年代以后就不这么认为了，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经济活动，如果基础设施的投资有需要，市场就会引导企业去投资，不需要政府去投资。所以80年代以后，世界银行这个部就没有了。逻辑就是，如果基础设施是一个好的项目，企业就会去做，为什么需要政府去做呢？
结果发现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30年的时间只有一种基础设施有人去投资，就是容易收费的移动通信，其他的没有人去投。为什么呢？因为基础设施的投资，一次性的投入非常大，回报的周期特别长。回报周期特别长的话，回报高或低决定于什么呢？决定于这些基础设施的使用率高还是低。使用率高或低决定于这个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快或是慢。哪个企业家有能力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快慢？所以现在到发展中国家去，普遍的是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
记者：这是不是意味着企业家不敢冒的险应该让政府来冒？
林毅夫：这个不是冒险的问题，是因为政府有不同的优势。第一个它可以从 全国收税，所以它承担风险的能力以及资源动员能力比较高。其次，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好坏和政府的政策相关，也就是政府的政策会影响到这些基础设施的使用率，所以，它的协调能力比较强。第三，基础设施的回报当中有很多属于外部性。比如说路修好了，对一般企业家产生的影响是什么？1、拥堵的时间少了；2、路修好了，汽车损耗减少了。修路的企业家，如果不给他垄断地位，这两个回报他得不到，但是给他垄断地位的话，他钱收得很高，一般企业家就可能不用这个路了，那这种状况之下，投资者的回报也很难有保障。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每个人看起来都是理性的，他不投资修路也是理性的，但是如果他不投资修路的话经济到处都是瓶颈，到处都是障碍。政府的投资就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政府可以从经济的发展中得到更多的税收，政府可以把经济发展的外部性内化。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讨论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不能拿一个现成的理论来套用，需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自己深入了解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自己总结发展中国家成败的经验，提出新的理论来。这既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挑战，也是中国经济学家推动经济学理论的进展、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机遇。
【来源：博鳌亚洲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