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铿：我国经济中的主要问题与转变发展思路
日期：2023-05-29 来源：经济与时评
谈谈我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以及对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理解。
一、当前我国经济中的主要问题
经济复苏滞缓、就业不充分、居民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这些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现。这“同一个问题”，就是“内生动力不足”。
什么是“内生动力”？内生动力是由《经济计量学》中的内生变量（variablesEndogenous Variable）演化而来。内生变量的数值是经济模型的运行结果，而经济模型是描述现实经济过程的。因此，内生变量揭示的就是现实经济系统的“内生动力”问题。
由于长期（1998年）以来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和遭遇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使得现实经济系统中的大多数“行为方程”参数发生了改变。通常说的“消费倾向”、“投资边际效应”严重降低，出现了供给冲击、需求收缩、预期减弱“三重困难”。因此，必须进行精准和长时间的修复，经济系统才有可能复苏。
我们现在急需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要千方百计提高消费倾向。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关键。写文章、开会用处不大，要有真金白银才能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改变消费函数中的消费倾向。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重要。否则，供给冲击问题解决不了，充分就业也实现不了。
第三，重视市场化改革，由市场主体决定产业发展。政府只需要强调绿色发展，并实行有效监管。不要轻易倡导发展什么什么经济，什么什么产业。多年来的所谓“产业政策”并不成功。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百业兴旺，充分就业”。
第四，狠抓乡村振兴，解决城乡差别和地区发展差距问题。我认为，“支持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实际上是一句多余的废话。改变不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政府应该做的是支持和引导全国均𧗾发展、高质量发展。
二、什么是高质量发展？
我理解，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是产品质量问题，而是关乎整个生产方式和社会风貌的变革问题。
高质量发展至少包含以下意义：
一是全面、协调发展。
不仅国民经济产业门类齐全，而且部门之间的比例要协调。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我们不仅需要产业门类齐全，而且必须掌握全部核心技术。要准备在特殊时期，能自己生产所有需要的产品。美国既然确定了我们是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你说“不是”毫无意义。我们需要做的是不能让别人卡我们的脖子。大国经济，要求部门齐全、比例协调。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唯有部门齐全、比例协调，才能保持国民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经济循环永续。一味强调所谓“支柱产业”的发展，必然会破坏经济结，让国民经济走向病态。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不同。大国经济不存在支柱产业、主导产业。每一个产业都是必要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技术主权完全独立”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二是坚持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不仅仅是能源转型和实现“两炭”目标，还应该包括坚持以小城镇为主体的城市化方向。城市化不能一味大城巿化，更不应该依照所谓黑河-腾冲线（胡涣庸线），片面发展东南部。黑河-腾冲线反映的是农耕时代形成的中国人口分布特点，不宜作为现代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地域广袤，应该坚持东南西北中一视同仁的城市化发展思路。要因地制宜，以发展田园化小城镇为主，大城市只能是少数。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国均衡发展，让大多数人就近就业、留住乡愁。欧洲18世纪以来的工业化、城市化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借鉴。我们要切实避免在城市化过程中，让人口大规模迁徙，离乡背井。
三是要坚持集约式发展，实现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
生产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发展，包括生产规模适度，生产要素合理组合，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提高等方面。本质上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就不是高质量发展。所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即实物要素增长之外的增长。它是依靠现代科技、现代管理和创新所获得的产品质量和数量增长。我国资源少、人口多，更加需要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路。努力在科技进步、人才培养和创新发展方面下功夫。所以说，发展经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四是坚持均衡发展。
努力缩小城乡差别，缩小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实现全国统一大巿场，全面发展、共同富裕。
三、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虽然也需要中央搞好顶层设计，但更需要基层根据各地实际，具体谋划。总的原则：
一是继续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是“供给创造需求”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我认为，这些年在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时没有抓住要义。企业困难加大了，就业水平没有提高；生产方式没有变化，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提高。所以形成了供给冲击、需求收缩、预期转弱三重困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优化供给端，调整产业、企业结构。只有扩大产品适销对路的企业规模，才能增加就业，创造需求。同时，要大力减轻企业负担，增加科技投入、加强技术创新、提高管理水平，才能达到提高全要生产率目的。因此，要抓住“要义”，继续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是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政府要全心全意为企业服务，同时要依法进行监管，引导企业健康发展。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地方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实际上多为形式主义，对发展经济作用不大。因为营商环境没有改善，即使引来了资金，企业也办不好。有人用朴克牌中的J、Q、K来形容一些地方的招商引资。即先用“优惠条件”钩引投资；再设圈套将投资者套牢；然后想方设法吸你的血。所以，许多地方的企业家、投资人被搞得苦不堪言。越穷越落后的地方越是热衷于JQK式招商引资，经济就越是发展不起来。凡是发达的地方，都是营商环境比较好的地方。领导也很少去搞什么招商引资。即使搞，也是招引境外资本，不“内卷”。企业家、投资人追求的是利润。赢利是营商环境好与不好的标志。政府的责任，是既帮助企业赢利又要求企业守法。共同努力营造“清明”的工商环境。同时，要防止在所谓优惠政策方面恶性竞争。说白了，许多“优惠条件”都是在拿本地人民的利益，特别是拿农民利益做交易。
三是积极削减财政赤字。同时辅之以适度宽松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这是上世纪90年代美国治理经济滞胀，形成三高两低“新经济时代”的基本经验。
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与当年美国的情况相类似，应该学习借鉴他们的治理经验。特别是学习“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如何操作的经验。我认为当年格林斯潘是“相机抉择”货币政策的操作高手。货币既是经济发展的血液，也是经济运行的润滑剂。相机抉择的关键是把握好时间窗口和力度。调整的时间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货币量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调整的方式应该采取渐近方式，不可以一次调整到位，也不可以一次力度过大。美国央行（美联储）的调节方式比较规范和简洁。通过“扩表”“缩表”调节经济运行中的货币量，通过“加息”“降息”调节“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通过自己的敏敏判断力，将美国当年的通胀率稳定在2%左右，失业率稳定在3%左右，经济增长率稳定在5%附近。让美国出现了长达10年之久的“三高两低”特征。即高增长率、高生产率、高出口率和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并存的新特征。当然，“新经济时代”的出现，除了执行“长期预算赤字削减计划”与“相机抉择货币政策”结合之外，抓住了信息化革命中科技创新也十分重要。因此，我们不仅要借鉴美国当年格林斯潘的经验，更要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会。
四、重要的是转变发展思路
高质量发展是进入习近平新时代的基本矛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矛盾决定的。是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在2060年达到碳中和的必然要求。要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成好二十大提出的任务，就必须转变发展思路。
第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决由粗放型发展转变到集约式发展。
传统的粗放式发展是简单增加物质要素的发展方式，也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模式。关于集约化发展概念，前面已经论及，在此不再赘述。集约化生产也被称之为内涵扩大再生产。内涵扩大再生产和外延扩大再生产的转换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学界已经进行过热烈讨论。但是由于一味追求高速度，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思想根深蒂固，其生产方式经历40余年，始终没有改变。
第二，要转换经济发展动力。由传统的所谓依靠“三架马车”拉动经济增长，转换为依靠扩大居民消费驱动经济增长。居民消费被称之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也是发展生产的最终目的。
居民消费增长带动企业追加投资，实施扩大再生产计划。社会扩大再生产计划带动扩大基础设施、公共设施计划。所以，居民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居民消费决定于居民收入。故居民收入增长要保持与经济增长同步。居民收入增长取决于就业水平和工资水平。就业水平一般不可能达到100%，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认为，保持3%的失业率可能更具有竞争力，有利于劳动技能提高。美国的经验证明，政府习惯扩大政府开支，习惯掌握公共投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遇到的第一阻力可能就是政府自己。
第三，地方财政收入和就业水平提高要由倚重房地产业，转向依靠发展实体经济。
要永远坚持房住不炒政策，杜绝房地产投机行为。坚持房住不炒，房地产业也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包括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服务业。尤其是先进制造技术和信息服务技术是现代国力的重要体现。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比较落后，是我国经济的痛点。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认清数字经济的正确方向。克服炒概念，吹牛屁的恶劣行为。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让公有制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平等竞争。此外，政策方针必须简单明了，切忌用词生僻。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毛主席等老一辈领导人学习。
（2023.5.27）